刘启川：我国收费公路存续正当性的宪政之维

内容摘要：　中国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就从财产和收入分配还相对均等的状态，一下子跳跃而成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都最大的世界主要国家。

中国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就从财产和收入分配还相对均等的状态，一下子跳跃而成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都最大的世界主要国家。

谁应该成为国际货币？美元是第一候选，可是大家现在不信任美元，因为美联储发货币的时候根本不管其它国家，它只看自己国内的经济。这个政府不仅仁慈，而且法力无边，想做什么都能做到，用经济学的话讲，就是它的政策成本等于零。

我们经济中有泡沫，主要是实体经济中大量过剩产能，但这些产能泡沫的破灭不会是雪崩式的，它表现为钢价的下跌，水泥价格下跌，企业的经营困难，不会像美国、欧洲那样，通过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迅速扩展到经济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媒体管制下的信息不对称，这些民众看不到每天都在进行的官商勾结和寻租活动，他只看到地产商赚了多少钱，垄断行业的工资是我的多少倍，于是要求政府控制房价，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而不是铲除两极分化的根源，根源就是政府垄断资源和市场啊。宋太祖吸取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陈桥兵变当了皇帝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杯酒释兵权，降低武将在政府中的作用，让那些将军们享受荣华富贵但没有实权，把全国的军队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他以为这下可以放心睡大觉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经济利益的吸引下，人力、土地等资源流向高收入、高回报也就是高效率的部门。为什么说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因为不存在一个超级的理性经济人，也不存在一个仁慈和无所不能的上帝。

当初讨论国企改革时，老说它没有股东，没有人监督管理层，于是成立国资委，没想到它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部门，到处抓资源，推动国企扩张，这都是没有想到的。），和一般均衡相关联的是微观层面上的完全竞争理论，对于芝加哥学派的这两个理论基石，奥派都不赞成。因为从长远看，直接税比重提高有助于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升，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构建，有助于整个民族的繁荣与进步，有助于全社会首创精神的激活。

），就纳税人所承受的所有负担而言，也就是就大口径宏观税负而言，如果涵盖财政收入、企业亏损补贴、预算外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等项就为27.4%。毋庸讳言，财税权力的合法性受制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而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又取决于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何种政体，政体不同，权力的合法性也就不同。但减税应重在减轻纳税人的间接税税负，而不是直接税税负。不仅税痛依旧，财困附身，而且已经继续了近二十年的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趋势，也从第一季度开始了下滑趋势，直至第三季度末，全国税收总收入只完成了77410.08亿元，虽然同比仍然增长了8.6%，但与2011年同期相比，总体大幅回落的趋势已成定局。

就财税体制改革的具体策略而言，笔者认为，财政公开透明、预算民主宪政当是基本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反而引起社会各界对税务机关的全面围观。

如果财税权力不合法，民意基础不广泛，国民与政府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也就不可能做到公正平等。官员及其相关部门的回避，当是《预算法》的必要前提。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纳税人还要承受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税制设计带来的隐痛，以及取之于民太多，用之于民较少，而且不是用之于民最需之大痛，特别是至今没有遵从未经同意不得征税文明治税原则，没有敬畏把纳税人当人看人道自由原则而导致的剧痛。需要指出的是，与以往的税痛不一样的是，往年的税痛主体基本是纳税人，但龙年的税痛主体则既有纳税人，也有征税人，是征纳税人双痛，是征纳税人双输，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其财税改革的目标应该向次优向最优努力，也就是首先向增进大多数国民福祉总量的方向努力，而后再向可以增进全体国民福祉总量的最优方向努力。这就告诉我们，财税权力的优化固然最终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启动，但财税权力优化也不是被动的，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或突破口。对于财税体制处于极差位阶的社会，无疑应该逐步由极差向次差向次优向最优努力，而处于次差位阶的，则应该由次差向次优向最优努力，处于次优位阶的，应该向最优努力。与此同时，民间渴望已久的《预算法》修改，也在引爆民众的热议之后，不得不因为异化而暂告停止。

早在第二季度末，永登县地税局就在人人想收入、人人抓收入的口号激励下，动员全局大干20天，力争时间、任务双过半，突击征税因此迅速串红新老媒体。逻辑上，税痛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财困，民间财富从来都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

当然，这次《预算法》修改之异化，也因为现行《预算法》所培育和保护的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与阻挠。要重在全面解决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问题，特别是财税特权问题，不要仅仅满足于税负谁负的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

事实上，所谓的《预算法》修改，已经演化成了相关部门争权夺利的大好契机。坦诚地说，异化的《预算法》修改无异于继续纵恶，无异于继续扩大现行《预算法》对大多数国民福祉总量的消减。严格说，现行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是背离人本发展观的，不仅表现在企业人员工资不做抵扣处理，忽视人的价值，而且表现在缺乏有效的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政府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更表现在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现代文明治税原则至今没有实现制度性的嵌入。如果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就约为31.4%。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构成部分的税收收入如果萎缩的话，财困就是其必然的宿命。但深究之，不过是当下经济形势严峻、稽征模式缺乏人性化、财税体制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主要问题的自然逻辑。

无疑，完备的民主宪政制体现的是全体国民的意志，不完备的民主宪政制体现的是多数国民的意志，寡头制体现的是少数国民的意志，专制体制体现的仅是君主一个人的意志。而且，一旦再加上现行财税体制存在的弊端，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分成，就会给税务机关不断施压，同时辅之以奖励、经费补贴等手段说服基层税务机关不惜预征预收，寅吃卯粮。

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税收收入超速增长的原因，至少有三个：人口红利、技术模仿红利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红利。问题是，这三大优势中的两项，人口红利与技术模仿红利正在衰减中，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红利的增长空间也开始被挤压，因此，未来财税收入面临的挑战与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必须高度重视，或许，壬辰龙年就是一个拐点。

广大纳税者权利意识的强弱，既是优良《预算法》获得的必要条件，也是优良《预算法》获得的基础动力之源。二是财税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的低效与乏力。

固然，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问题也十分重要。众所周知，现行《预算法》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已有17年，此次修改曾于2004年启动，历经两届人大，两度成立起草小组，也许因为争议太大，直到2011年12月下旬，修改草案才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2年6月下旬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就具体的税制改革措施而言，减税无疑是最低的诉求。而一些基层税务机关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或者为了队伍好带而不得不搞好待遇和补贴的现实尴尬，也就只能将错就错。

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之路看，财税体制改革，或者说财税权力优化，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尽快还权于纳税人，建立纳税人主导的税制。

中国特色稽征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既可以凭借强大的暴力强制参与财富分配，也可以仰赖强大的行政强制参与财富分配。如果再考虑财政收入退库、土地出让金收入等因素，大口径宏观税负恐怕在40%以上。

对此，我们不难从本次《预算法》修正案二次审议稿中对国务院及其部门的授权条款管窥一豹。当然，如果再要往深里探究的话，现行财税体制共同存在的致命弊端或在于：一是财税权力的民意基础不广泛、不坚实。

而技术模仿红利带来的技术低成本与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低成本，也会使企业利润维持较长较高的发展，使企业利润长期高速增长。如果秘密财政的现状不改善，预算的民主与公开做不到，财税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只会一次又一次错失历史性的改革机遇。而且，异化的《预算法》，必使一个社会每个纳税人异己的、非己的行为越来越多，使这个社会的纳税人越来越缺乏个性。好在，全国人大及时叫停了这个异化的《预算法》修改。

《预算法》修改竟然基本由相关部门的官员主导，结果也就只能收获一个严重异化的《预算法》修改草案，更多体现相关部门及其官员利益。坦率地说，当下中国的财税体制由于是政府主导型的，因此，也就难逃少数官员主导的宿命。

因此，河北省多个县出现补交税、提前收税等征收过头税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而钓鱼岛税的说法，似乎也有了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毕竟，屁股决定脑袋，这是人性使然，要彻底改变这一事实，无异于叫河水倒流。

就非基本权利而言，应按照比例平等的原则分配。因此，政体基础不同的国家，其财税改革的中长期目标也是不同的。